清同治七年（1868年），在太常寺已做了十年小吏的张联桂被选授广西庆远府理苗县同知。其时，张联桂总结自己在京十余年的官场生活，作诗《自嘲》一首，感慨道“薄宦十年何所有，半肩行李半诗囊”，这句诗成为了他一生清廉为官的真实写照。

离别之际，时任涿州知州的伯父张镕教侄“以居官处事之道”，曰：“汝此去必作州县，须为好官，勿贻祖宗羞”，张联桂叩首拜别伯父，亦以一生践行了伯父“须为好官”之训。

张联桂是清江苏扬州人，后在光绪年间官至广西巡抚。张联桂为官期间，“兴学校、劝农桑、造征册、严催科、除虎患、和土客、戒械斗、移营汛、修桥平路、创建暂栖所规、复养济院各事，次第举行”，广西多地百姓对他赞许有加。

同治八年（1869年），张联桂以五品同知之职调摄桂林府灵川县知县，在灵川任上不过一年，三十三岁的他就因为政干练名扬广西官场。十多年前，广西金田爆发起义，灵川县亦屡有起兵者，故农耕频受干扰，人民流离失所，县乡财政入不敷出。张联桂到任后，发觉当地农业已恢复正常，粮食生产也达到了此前的水平，但前任知县钱粮征收不足半数。

寻根究底之下，他得知原是胥吏代收田税时，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更为麻烦的是，战乱之中，户口田地等名册尽数损毁，钱粮征收数额只能听任胥吏信口开河。张联桂想重造名册，却受到重重阻碍。除了胥吏阻扰以外，一些县民也被蛊惑前来大闹公堂，张联桂公开升堂，说明利害，指出重造名册是为防胥吏作弊，对百姓有益，取得了绝大多数百姓的理解与支持。

其实，张联桂的爱民之情在其十六岁时便初现端倪。咸丰三年（1853年），张联桂一家为避兵乱迁居扬州东乡老家浦头，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自己少年岁月时，提到了这段经历：“避居东乡，渐知农民疾苦。每见差役扰民，心辄怒。”可见少年张联桂心中早已萌生了对百姓的同情和对凶吏的厌恶。

在灵川主政的一年，是张联桂崭露头角的一年，对于灵川县来说，亦是翻天覆地的一年。为治虎患，他捐银捕虎；为解田旱，他劝修水利；为改善监狱环境，他将被羁押人群分类分押，减少因羁押人数过多而可能引起的疾病蔓延；为保障县学教师工资、学生补贴，他用心整治学田。

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联桂自全州知府任上丁忧回乡，途经灵川县，“每下车小息，父老呼妇抱子，有送烟茶、馈瓜果而来，慰藉予者甚殷，余转愧焉。”这才是“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张联桂回乡后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其子张心泰所言：“时本多积逋。出宰广西，清廉自矢，不名一钱。而两次营丧葬，家计益窘，而年终索逋者盈门……如此四年，实受人生未有之苦。”张联桂的清简乃至贫寒可见一斑。

“己巳（同治八年）春归省，跪懔庭训，以清廉自矢。”年轻的张联桂在父亲为官不易的告诫中承诺“以清廉自矢”，在伯父的教导中秉承“须为好官”之志，又曾写诗教弟“治邑如治家，爱民如爱子”“努力振家声，聊洗俗吏耻”。以张联桂珠玉在前，张氏一族历经七世不改家风，巍然如故，不坠家声。（顾文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