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习近平总书记在赴江西考察时曾深刻指出：“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长具有关键意义。”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开始为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走向新的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井冈山斗争的“关键意义”所在。

井冈山见证寻求新路的探索勇气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革命现实，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思想，提出和发展了思想建党、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建党建军思想，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成功实践。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年幼的党在最开始选择了“以俄为师”“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经过1927年至1928年的一系列起义斗争，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以城市为中心”并不适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只有到农村去，特别是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才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1927年9月，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在率领部队南下的过程中，经过调查研究，敏锐地发现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是十分合适的部队立足点。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区有以下有利条件：党的群众基础较好；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武装愿意同工农革命军结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部队易于筹款筹粮；地处湘赣边界，远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同时湘赣两省军阀存在矛盾。

1927年10月初，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古城后迅速召开会议，研究建立根据地和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采取团结改造方针的问题。会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战争、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逐步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工农革命军首先在井冈山地区各县进行打倒土豪劣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建立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11月，工农革命军占领茶陵县城，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2月上旬，打破江西方面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进剿”。至此，奠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关于这一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相关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现成经验，党内“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不断干扰打压，殊为不易。

井冈山见证无比坚定的必胜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也是共产党人立身、处世、干事的精神支柱。”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杰出领袖，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纷纷倒在血泊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缺乏对时局的正确认识，存在着错误的估量，因而对党与红军所处的形势与环境产生悲观的念头，陷入思想上的混乱。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甚至不赞成在军事上先争取胜利，也不赞成用红色政权的巩固与扩大去逐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的井冈山斗争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光辉旗帜。他们中的许多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他们用井冈山上的红旗，明白地昭示国人：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只会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高举革命大旗，重新扬起理想的风帆，坚定信念，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

在井冈山坚持斗争一年多后，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人当中，开始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持怀疑态度，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地给出了回答。他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在代表红四军前委于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这些主客观条件是：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这种分裂和战争既然总是继续不断，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就能够利用这种矛盾而发生并长期坚持下来。红色政权之所以在小块地区发生，是和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就是在大革命过程中工农群众曾经发动起来的地方。小块红色区域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必然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红色政权不但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发展。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更是一个要紧的条件。此外，还需要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能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

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如果只看表面现象，就会把暂时的困难和挫折看成希望和前途的丧失，而忽视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正发生变化。毛泽东提醒道：“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在毛泽东等的正确领导下，井冈山的斗争既逐渐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了界限，也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了界限，根据地军民不断激发出顽强拼搏、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力量。

井冈山见证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也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

井冈山的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除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袁文才、王佐的地方农民武装，井冈山还在1928年4月迎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湘南起义农军共万余人。其后，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部队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成红军第四军）。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了湖南平江起义，不久，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红五军最终于12月上旬到达井冈山新城镇。

在井冈山的红军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由于南方各省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井冈山根据发动“进剿”。为了击退敌人、保卫井冈山，毛泽东等领导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创造群众割据局面布置长期斗争；集中兵力，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波浪式推进以扩大割据地区，反对冒进，等等。在此期间，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积极贯彻“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游击战十六字决，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十几个团，打破了敌人的第二、第三、第四次“进剿”，使得割据地区日益扩大。1928年6月的龙源口战斗后，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

面对敌人的反复进攻，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们表现出视死如归、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每次出征前，他们都会在自己的脖子上系上一根红丝带。他们将其称之为“牺牲带”，以此表达随时准备为革命付出生命的决心。战斗打响前，大家一般只说两句话，一句是请战斗后活着的人告诉自己的母亲，孩子何时何地牺牲了；一句是请在胜利后，将自己的名字写在烈士纪念册上。艰苦的战斗中，先后有近五万革命烈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有的留下了自己的姓名，有的永远成为了无名英雄。

在井冈山军事斗争的背后，由于敌军严密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也日益艰难。井冈山根据地创建时，“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因为地处边陲的原因，受资本经济的侵蚀颇迟，洋货业在市场不甚发达，有些地方的交易还是‘日中而市’的逢圩办法。”红军财政的唯一来源，全靠打土豪，财政十分拮据。后来，为了“进剿”红军，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致使货物、金融流通不畅。同时，部队“军用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寒冬季节，“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穿草鞋，睡地铺，条件极为艰苦。

更困难的是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药品、器械、医生奇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在此情况下，“伤病员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红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后，在井冈山小井医院的130多名重伤病员和医务人员未能及时转移，被敌人包围。他们忍受着伤病，用最简单的“武器”——拐杖、凳子、木棍同敌人殊死搏斗，最终力竭被俘。敌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他们没有丝毫恐惧，没有一个人泄露红军的秘密，最终一起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

不惧凶恶的敌人和艰苦的环境，井冈山的军民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奋斗精神，经受住了炮火、寒冷、饥饿和伤病等各种考验，“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天壮大”。从井冈山出发，他们一路高举火炬前行，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毅然决然团结战斗在井冈山的红旗下。他们的英雄壮举，使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小宁 整理）